明清时期苏州的人文经济实践

原标题：明清时期苏州的人文经济实践

人文经济或文化经济是人文经济学的核心概念。人文经济学主张经济与人文的互动，强调文化包括道德力量、人文关怀等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，以文化为轴心，以经济为动力，实现市场价值和文化价值的共赢，推动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。苏州具有悠久而灿烂的历史文化，明清时期的苏州，经济结构出现了某种程度上的“转型升级”，即从过去的农业重心发展为以工商业为中心。以往学界总是从地理环境、交通、市场等方面研究苏州工商业的发展情况，其实还可以打开思路，从更多角度探究其深层原因，笔者以为，苏州工商业的发展与人文的深度渗入密切相关。

明清时期苏州手工业发达，突出地表现为生产规模扩大、行业增多、分工趋细、产品质量提高以及生产方式的变化等方面。康熙《苏州府志·风俗》有谓：“吴中男子多工艺事，各有专家，虽寻常器物，出其手制，精工必倍于他所。女子善操作，织纫刺绣，工巧百出，他处效之者莫能及也。”据碑刻资料的粗略统计，苏州的手工业行业有丝织业、刺绣业、踹布业、染布业、冶金业、造纸业、刻书业、蜡烛业、玉作业、木作业、装裱业等数十种。基于经济基础雄厚、文化发达以及在此基础上追求时尚的社会背景，手工业者多能秉承工匠精神，致力于技术创新，追求产品质量，树立品牌意识，使得不少手工业产品摆脱“技”与“术”的范畴，而达于“艺”与“道”的境界。当时苏州的手工业产品许多都可以艺术品视之，代表了一种时尚、一种品味，由此出现了一个当时颇为流行的专用名词——“苏作”，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“苏州制造”。“苏作”产品种类繁多，本文难以尽述，仅略举装裱、玉作以及苏式家具等几个行业以见文化与经济的深度互动。

一

装裱业是明清时期苏州颇为发达并最具特色的技艺行业之一，时人记述中认为“装潢以本朝（指清朝）为第一，各省之中以苏工为第一”“吴装最善，他处无及焉”。众所周知，明清时期苏州的书画艺术兴盛，“吴门书派”“吴门画派”闻名遐迩。而书画必经装裱才能保存收藏，所谓“书画不装潢，既乾损绢素，装潢不精好，更剥蚀古香”。由此促进了装裱业的兴起与兴盛，涌现出不少为人称道的装裱大师，如晚明裱褙师汤臣，被誉为“国朝第一手”，“博雅多识，尤妙赏鉴家”；一代文豪王世贞“家多珍秘，深究装潢”，“有强氏者精此艺，弇州延为上宾，居于家园”；清代“吴中多藏鉴之家，惟顾元方笃于装潢”；吴县人吴文玉“以装潢擅名一时”等。这些装裱匠师都具有较为深厚的文化基础，对书画艺术有较深的感悟，有的甚至能书会画，如明代徐海门“有巧思，往来湖海间，觅残碑断碣，装潢成帖，鬻好事者以为常。因精研拓搨楮墨之诀，镌成《宝晋斋法帖》十卷，几于夺真”；清代王蟠，交结豪门，“所见古玩甚多，兼得其绪论，以此善于鉴别，其装潢书画之外，尤长制诸器物”。由于这些匠师技艺高超，识见不凡，喜欢收藏的权贵文人也乐于结识，甚至“厚遣仪币”“延为上宾”，给予足够的尊重。明末清初周嘉胄在《装潢志》中曾提及多人，如富商汪景纯，好文学，喜收藏，得王右军真迹，遂“往聘汤氏，厚遣仪币，张筵下拜”。又因汤氏其人“慷慨诚笃”，故而“士大夫多与之游”；李周生得《惠山招隐图》，“延庄希叔重装，先具十缗为聘，新设床帐，百凡丰给，以上宾待之”；前述王世贞“延强氏为座，主宾赠贻甚厚”，因王世贞的文化地位与影响力，以致影响一时风气，“一时好事，靡然向风，知装潢之道足重矣”。所以，周嘉胄认为吴中装裱业虽独步天下，师匠众多且技艺精湛，但“亦必主人精审，于中参究，料用尽善，一一从心，乃得相成合美”。正是文人士大夫与装裱匠师的协力合作、共同参究，才相得益彰，造就了苏州装裱业的全国第一地位。

自晚明时起，苏州的书画文物收藏之风盛行，权贵之家、文人士大夫以及富商大贾争相趋奉，乾隆《吴县志·风俗》有谓：“富贵之家多收藏古玩，名曰‘骨董’，或画或字或器皿，尺幅寸缣，贵踰拱璧，一瓶一碗，珍若连城”。这是苏州装裱行业兴盛的社会基础。限于资料，我们无法量化装裱业经济体量，但从“吴中千百之家”从事装裱的情况，以及“酬赆甚厚”“厚遣仪币”等收入待遇，大概可以窥知这一行业的市场规模。更为重要的是，装裱业的兴盛还推动了丝织、纸张等行业的同步发展。书画装裱离不开丝织材料。苏州是丝绸之府，丝织业生产本就发达。装裱业用料考究，由于书画装裱裱心及装饰挂轴等多采用织锦和绫绢，因此装裱业的繁荣必然刺激丝织业的进一步发展。王鳌《姑苏志》中即曾提及，“今吴中所织海马、云鹤、宝相花、方胜之类，五色眩耀，工巧殊过，犹胜于古”。其中的紫白落花流水锦，专门“充装潢卷册之用”。苏州手工艺行业之间的相互依存、相互促进，亦于此可见。

二

苏州是明清时期玉作业的中心，水平之高居于全国之冠，所谓“良工虽集京师，工巧则推苏郡”。苏州阊门专诸巷及天库前吊桥一带分布着为数众多的作坊店铺，琢玉之声“昼夜不停，比户可闻”。据民国时人所述，清朝末年“苏地业此者三数百，商而工则三千余人”。乾隆皇帝南巡时多次到过专诸巷一带，并留下不少诗文，如“专诸巷里工匠纷，争出新样无穷尽”，“量质作新器，求师述古风。专诸多巧匠，无可用精工”等。苏州的琢玉工匠因为技艺精湛而得到皇帝的赏识，许多工匠被征用到皇宫中从事制玉工作。有学者根据宫中档案统计，仅乾隆年间宫廷造办处从苏州征调的玉工就有18批次近40人。他们不仅负责宫中的玉器制作，还负责咨询和培训。如此一来，促进了南方与北方玉雕技艺的交流，也促进了宫中审美意趣与苏州玉雕艺术的有机融合。

苏州琢玉业的繁盛，造就了一批身怀绝技的工匠，如陆子冈、周尔森、江皜臣、姚宗仁等，尤以陆子冈声名最著。陆子冈活跃于明代中后期，有“碾玉妙手”之称。有学者评价他“名气之大在中国琢玉史上是独一无二的”。他所制作的玉器，价格昂贵，“皆比常价再倍”。而据地方志记载，陆子冈所造水仙玉簪，“玲珑奇巧，花茎细如毫发”，价钱“一枝值五十六金”。其所以如此，当与其制作具有浓郁的文化韵味有关。陆子冈“名闻朝野”，能“与士大夫抗礼”，表明他不仅具有高超的技艺，而且有较为深厚的学养。根据对陆子冈传世作品的研究，学者认为其“凭借自身对书画艺术的修为，首创了‘诗书画印’于一体的新型玉佩‘子冈牌’，一改明代玉器的陈腐俗气，引领了苏州风格的玉器，得到当时缙绅的欣赏”，由此“陆子冈所擅长的‘诗书画印’入玉设计与平面减地技法，成为后世玉工沿袭和传承的主要载体，子冈牌成了玉行四百年来长兴不衰的经典之作”（张玉甫：《正说明代玉雕大师陆子冈》，《文物鉴定与鉴赏》2019年第22期）。

三

家具制造业是明清时期苏州最为发达的行业之一，“苏式家具”是明式家具的一个典型代表。晚明松江人范濂在《云间据目抄》一书中提到，松江地区的“细木家伙”多从苏州购买，不仅豪门之家“动费万钱”，即便“奴隶快甲之家”，亦“皆用细器”，充分反映了苏式家具的受欢迎程度以及用途之广。与此同时，由于苏式家具用料考究，造型古朴，充满文趣，具有重要的收藏价值，因此人们争相高价收购。《陶庵梦忆》即记载，两淮巡抚李三才看中一件铁梨木天然几，欲花一百五十金购买而未得，结果被别人以二百金购去。可见，苏式家具有着广阔的市场规模和很高的经济价值。

相对于其他行业，苏式家具行业似乎更能反映人文经济的特点。有专家对苏式家具的文化精神进行了总结提炼，认为好古风雅之情是苏式家具造型之美的丰富底蕴、精到周详的“设计意匠”体现了文人造物的美学尺度、书画诗文的情怀意境使苏式家具获得了精神升华（濮安国：《苏式家具的文化精神》，《家具》2008年S1期）。好古风雅之情、“设计意匠”以及书画诗文的情怀意境无不体现出文人的积极参与，深刻体现出文化对家具制造的渗透。

苏式家具的设计理念离不开文人的参与与指导。晚明时期很多文人都参与过家具等的设计，尤以文震亨最为著名。其《长物志》一书，被视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全面探讨文人士大夫生活环境艺术的著作，书中设有“几榻”篇专门讨论家具。如关于几榻，要求“古雅可爱”，并“坐卧依凭，无不便适”；再如椅，“须照古式为之”，“宜矮不宜高，宜阔不宜狭”等。总之，要求家具既求古雅，又要实用。明末著名造园家计成《园冶》中也提出，“世之兴造，专主鸠匠，独不闻‘三分匠七分主人’谚乎？”强调了文人士大夫权贵（有能力造园之人）在造物中的主导作用，所论虽指园林建造，但也适用于家具制作。“在江南文人的眼里，生活的格调和方式，包括陈设布置、家具器物，一切皆是主人爱好、品性和审美意识的体现”（《苏式家具的文化精神》）。可以认为，这些文人理念对苏式家具的制造产生了深刻影响，苏式家具实是文人士大夫与工匠共同劳动的结晶。

家具用料追求奇品，体现天然之趣。如《长物志》中所提到的，“禅椅以天台藤为之，或得古树根，如虬龙诘曲臃肿，槎枒四出”，“几以怪树天生屈曲若环若带之半者为之，横生三足，出自天然”。所以，我们看到范濂《云间据目抄》中提到松江富室“凡床厨几桌，皆用花梨、瘿木、乌木”之类，花梨、乌木等均为硬木，因木性上纹理色泽多变、颇具山水之趣，深受文人喜爱，而其中的“瘿木”实即干枝上有无规则结疤的树木，不规则的花纹就像古拙山石一样具有自然雅趣。家具造型崇尚简朴无华，结构简约，精雅而富于意趣。苏式家具线条流畅，比例适度，中正稳重，放在江南园林或者普通民居中，令人感觉非常协调。圈椅、文椅、书桌、画桌、书橱、花几等，均是苏式家具中的经典造型。其中圈椅天圆地方的造型和功能上的舒适文气，极为符合中国传统文化“天人合一”的理念。家具装饰丰富多样，整体上保持文人的审美要求，力求简洁明快，强调装饰与整体效果的和谐统一。不少家具上留有名人诗文题签，尤其凸显苏式家具的“文气”。如文徵明弟子周公瑕在其使用的紫檀木扶手椅靠背上题诗曰：“无事此静坐，一日如两日。若活七十年，便是百四十。”再如南京博物院收藏的万历年间苏制书桌腿部，也刻有“材美而坚，工朴而妍，假尔为凭，逸我百年”等。从中可以略窥晚明文人士大夫的文化追求和生活日常。

康熙《苏州府志·艺术》指出，“吴人多巧，书画琴棋之类曰‘艺’，医卜星相之类曰‘术’，梓匠轮舆之类曰‘技’，三者不同，其巧一也。技至乎此，进乎道矣”；《陶庵梦忆·吴中绝技》也说，陆子冈之治玉、鲍天威之治犀、朱碧山之治金银等，“俱可上下百年保无敌手，至其厚薄、深浅、浓淡、疏密，适与后世赏鉴家之心力目力针芥相对，是岂工匠之所能办乎？盖技也而进乎技矣”。苏作产品之所以如此为世人所重——并由此带来行业的兴盛，就在于它既是一种商品，又是一种艺术品，既具有实用价值，又具有艺术观赏价值，其根本原因则是文人的参与和文化的渗透。这种“经济文化化”与“文化经济化”在发展经济的同时，将“人的需要”——物质享受与精神追求置于重要位置，对于推动经济的高质量发展、社会的和谐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。苏州历史上经济、文化相辅相成、相互促进的现象，可以为现代人文经济的互动发展提供历史启示。

（作者：王卫平，系苏州大学社会学院教授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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